一万两千米的高空，云海托举着太阳，把灿金色的阳光均匀地洒进机舱。嘉鱼坐在飞回家乡的飞机上，托着下巴望着窗口四四方方的天发呆。

初二回阿嫲家的传统还是她自己提的，那是她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新年，年夜刚过，为了营造出一个不那么忘恩负义的人设，她主动对谢斯礼说想回老家探亲。他爽快地应允了，说可以帮她买机票，于是初二这天回家乡的传统就这样保留了下来，保留到她自己都差点要盲信这个人设，直到今年，大脑被情爱的欢愉占据，她彻底忘了这件事，遗忘化成一根尖刺的针，彻底戳破了她心里自欺欺人的谎言的泡沫。

她骗了所有人。

她根本就没回过阿嫲家，一次都没有。

下了飞机以后熟练地在市区旅馆开房，每天中午和晚上就近在楼下的小餐馆用餐，其余时间待在酒店睡觉，看电视机里无聊到爆的本地节目，刷刷手机，听听音乐，然后继续睡觉，待到初七再随大流回京，这就是这几年来，她口中所谓的“回老家探亲”。

是不敢回家面对两个老人吗？嘉鱼说不上来。

每年她都会定期往阿嫲的银行卡里打数量惊人的钱，好像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掩盖她离家的选择带给两位老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动。

她一直刻意避免去回想离家那天的事，尤其是阿嫲和阿公的表情，但她其实全部都记得。记得谢斯礼自我介绍完后，问她：“你监护人在哪？”她回身一指在柜台后打盹的阿嫲，并把她摇醒，直视她刚睡醒还迷瞪着的眼睛，说：“我爸爸来找我了，我要跟他走。”

老人发出了一个介于“啊”和“昂”之间的表达困惑的单音节，脸上的皱纹布满了老年人才有的迟钝与僵麻，整整三十秒的沉默后，她哦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啊，好，你走吧。”

回家收拾行李和证件的时候，阿公正在卧床午睡，被他们的响动吵醒，他惊讶地看着闯入他家的谢斯礼，就像在看一个外星怪物，一个更高层次的智慧生物，一种他无法理解的高等文明。

“这是……这？”他指着谢斯礼，但没指多久，手指就在一种自惭形秽的贫富差距下败下阵来，仿佛谢斯礼身上昂贵的西装伸出火舌，舔伤了他的手，他改为指着地面，结结巴巴地问。

阿嫲开口用方言解释了一番，言简意赅：“说是囝仔伊啊爸，住在北京，来带伊走的。”

阿公同样花了三十秒的时间来消化这个突然的消息，但三十秒后，他显然得出了和阿嫲截然不同的结论，猛一拍床板，好像贫富差距突然不存在了，指着谢斯礼的脸，气得脸红脖子粗，用不太标准的夹带着方言的普通话怒斥道：“哪里来的死爸仔跟我散靠北，滚，滚滚滚，滚！我管你是什么北京来的南京来的，我们养了这么多年的外孙女，你做梦你想带走，你给我这放狗屁我……”

“是我自己想跟他走的。”

这句话立时把阿公剩下的话锤回了他肠胃深处，他变得很安静，安静得上一秒房间还在回荡他发怒的余音，下一秒就出现了秒针走动的声音。嘀嗒，嘀嗒。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她走进房间收拾行李，谢斯礼提议说想跟他们这对监护人单独谈一谈。

他们谈了些什么，嘉鱼一概不知，也不感兴趣，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走出来时，阿公已经躺回了蚊帐深处——在南方乡下，不挂蚊帐就敢睡觉的人是勇士，阿公不是勇士，在和蚊子的对抗赛中，他数次一败涂地——翻身面对着墙壁，只留给他们一个固执的背影。

“转学手续我的人已经去办了，户口依你们，先挂在这，不用送，请留步。”

这是那天谢斯礼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乍一听很礼貌，细品却丝毫没有夺走别人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孩子的愧疚，而嘉鱼，她没有说话。主动出走的人体会不到悲伤，悲伤是分配给留下来的人的漫长刑罚。她背着书包，怀里抱着几个即将被撑爆的大红塑料袋和蛇皮袋——原谅她没有行李箱——心中没有任何特别的感受。像以往无数次走出家门去上学一样，她迈过门槛，没有回头。

和阿嫲阿公有关的一切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停顿的逗点太长，长到今年，她躺在旅馆的床上，忽然发现自己记不起他们的声音了。

四年，一千多个日夜，她从来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也从来没有接到过他们打来的电话。

嘉鱼不知道别人对待亲情的态度是否像她一样拧巴，也不知道别人的家庭是否像她的家庭一样淡漠。

不，其实她是知道的。

生活在村子里，家长里短从来不是秘密，她见过家暴的家庭，见过出轨的家庭，见过离婚的家庭，夫妻撕打，小孩叛逆，对比起他们，她的不幸堪称无病呻吟。可是在用他人的不幸安慰自己的同时，她也不得不承认——

她见过幸福美满的家庭。

回家乡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即使是这样蜗居于市区，不与任何人交谈。

阿嫲家位于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交界的一座丘陵下，往南二十公里是海，往北二十五公里是市区。